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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建设同步的译介人生 ——访著名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赵德

  嫩模难道不是“嫩”最重要?丝丝笑得有些轻蔑的说:“嫩,大街上都是嫩姑娘,但是她们没那么容易成为嫩模,嫩模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天使的容貌,魔鬼的身材。”这不是男人最渴望拥有的女人特质吗?丝丝点点头,“没错,所以嫩模的写真照片,无一不是‘裸、露、透’,而且一定要大摆性感、撩人的姿势,这个圈里,为了出名什么都敢,还有姑娘曝光自己的性爱视频。”

  救援人员现场看到,熊猫扒着的铁栅栏是用来阻挡杂物的阻拦网,那地方和上面的大坝平台还有5米落差,人无法下去施救。这只熊猫在铁栅栏折腾了一阵后,还真的成功爬到了栅栏平台上,在上面来回走动。

  因为模特公司对于毫无方向的嫩模们而言无疑是救命稻草,但同时这个圈子中有太多的骗子模特公司,不论是贝贝还是丝丝,相信很多嫩模都经历过被经纪公司骗的经历。

  “如果你有钱,或者你爹有钱,花个百八十万的,指定能够让你进入决赛,还设立好几个奖项让你去挑。但如果你没钱却有色,那么只要你进入决赛,自然就会有人告诉你,‘如果接受潜规则的话,组委会可以给你一个十强中的一席,不过前提是看你是否愿意接受潜规则。’”B先生轻描淡写的说着,似乎这样的交易根本不算黑幕。B先生还说:“如果有钱亲爹底子厚,直接为你量身打造选秀,或者以其名义创办的主题活动。有权的爹更不用说了,随便给哪个品牌公司打声招呼,‘弄个代言当当’。总之,有个好爹,就不需要在写真上过度的露,网络上脱,圈子中卖。”

  原标题:与新中国建设同步的译介人生 ——访著名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赵德明教授

  赵德明,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顾问。他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调入西班牙语专业,1961年加入中国,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费留学,1966年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赵德明教授一直致力于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数量十分惊人,是巴尔加斯·略萨、罗贝托·波拉尼奥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1989)、《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2003)、《巴尔加斯·略萨传》(2005)等专著。

  他是中国著名的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译著总量超过100部;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以巴尔加斯·略萨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编选了中国第一部《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是新时期致力于译介拉美文学的先行者之一;莫言等中国作家坦承深受其译介的拉美文学作品的影响,由此开启想象力的阀门;他的写译人生与新中国同步,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就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活力四射、激情澎湃的翻译家。

  访谈人:据我们所知,您是新中国学西语、教西语并从事西语文学翻译和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但最初您并不是学西语的,说起来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赵德明:我跟西语结缘,和西语语言文学结缘,有着“误打误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是随着时代走、随着国家的需要走、生肖彩开奖现场直播,随着党组织的安排走。

  我上中学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保考(就是学校带有保送性质地送学生进入大学,但是需要有一个单独加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法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因为我中学6年学的是俄语,读过大量苏俄小说。二十六中的图书馆特别丰富。在借书高峰时,我帮忙站柜台,帮管理员干活,于是得到了一个优惠:别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别人阅读时间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当时我读书真是痴迷了。痴迷到什么程度?我从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着路熟,就捧着书一边看一边往前走,穿胡同、过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

  那时候,我正是十几岁这个年纪,就像海绵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别强。后来我读到一篇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说马德里的一个老公务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离开家去上班,这一路上也是捧着书。他喜欢读各国文学,一路上,他的心远离了马德里那喧嚣的车水马龙,飞向了俄罗斯大草原。这让我很有共鸣。

  访谈人:您的阅读爱好,对您的大学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何后来从法语改学西语?

  赵德明:进北大读法语时,我从高中开始对文学的喜好还是延续下来了。北语课最早就是教语音语调,内容不多,但有很多练习。我觉得那点发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课后,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地做练习,拼命地练法语,而我就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文艺部里埋头阅读。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国建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当时急需一批西语人才。这个时期西语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准备开设西语专业。生源一方面从社会上招,另一方面也从法语专业里调了三个人:赵振江、段若川,还有我。调我们三个人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社会,而是为北大建立西语专业教研室服务。

  说老实话,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情愿的。其实我学法语也不是很情愿。然而,当自己的兴趣与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时,我是一直服从国家需要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赵德明:1963年大四夏秋一开学,学校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说准备送我出国,派我先行集训。集训地点在北外的出国部,我就到那里报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个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几位。

  这第一批里的12个人,组成了一个出国临时支部。我是支部委员,领着大家伙儿置装、学习、培训,忙了两三个月。培训快结束时,接到通知说这批12个人里,走11个,留下赵德明另有任务。等他们都走了,组织再次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智利。之后,又从外交部来了一个干部叫丁永龙,我们两个人一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办去智利的手续。

  办完手续后,我就和丁永龙出发了:先坐火车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巴西,从巴西到阿根廷,从阿根廷飞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赵德明: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来接。我们住到了新华社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第二天就开始联络。将我们推荐到智利大学的那位重要人士,是当时的智利副总统。他曾访问过中国,并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可以派两个人到智利留学,并由智方提供奖学金。我们留学的单位是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我选的课程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

  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就这样,我们入学了。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听课非常费劲,因为北大学的那点东西在国外远远不够用。这个课不是专门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高校课程;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要求还很高。同班学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最大的一门课叫“恢复性语法”,授课教授叫安布罗西奥·拉瓦纳莱斯。多年后,我买了一本《美洲西语大辞典》,编委会里还有他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激动。

  我们听课比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难,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录音,然后把录音听写出来,让助教给我们辅导。最后,我们打印出来西语版本,再请助教给改一遍。这位助教态度认真,对我们也特别重视,又让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间作了修改。如此一来,就变成一本像模像样的语法教材了。

  而到考试之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拼命背书,因为是字面阅读,就好懂一点了。考试时大家按照名字顺序排好队,抽签考试。我抽到的题目正是我认真背诵过的内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试委员会的四个老师都点头笑了。于是,他们打分,当时是10分制,他们给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长问我:“赵,你得了多少分?”听完我的回答和我对问题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学都为我欢呼了起来。

  这件事很轰动,对我们后来站住脚、避免警察的监视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智利方面提供奖学金,也给点生活费,我省下钱买了很多书,总共有好几百本。但快回国时接到通知,说没这笔钱海运,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装了十几本最重要的书,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儿了。都是好书,太可惜了!

  赵德明:对。我的智利老师推荐过这本书,我自己也通读了一遍。它为什么打动我?一是故事本身,是马丁·里瓦斯那股好汉劲儿;二是这部作品系智利文学向中间派、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的代表作。作者是智利驻法国的一位武官,因为受巴尔扎克影响,开始撰写属于智利的小说。所以《马丁·里瓦斯》有于连的一些影子,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品里人物的一些影子。而具体到故事情节,又完完全全是智利的故事。这就让其成为智利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赵德明:1966年3月,我回国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北大就开始乱了,后来课也停了。我想搞点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同行听说我回来之后,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我就翻译了一批短篇小说;他们也希望我搞一点拉美文学动态,王中王开奖结果特马是多少号论坛约了好些篇。当时真是有一番新的计划,可什么都做不成了。

  等到70年代“文革”转向,要求老师们都得去五七干校劳动。我还年轻,干点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学校安排去了江西劳动。我去了半年,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种点水稻没别的事情。我悄悄地带上了《马丁·里瓦斯》原书,用《毛主席语录》盖着,下面垫一本练习用的笔记本,开始着手翻译。最后那个本子让我翻得老厚了。

  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开始复课、招生,那时候就有点事干了,时间也多了,就开始继续翻译。差不多到1978年吧,这本小说就翻译完了。翻完之后,书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访谈人:《马丁·里瓦斯》出版后,紧接着您就出版了《城市与狗》。谈到这部作品,就涉及您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译介工作。您其实是中国较早翻译略萨作品的译者,和略萨也有过个人交往,能否谈谈个中缘由?

  赵德明:大约在1977年,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专业有一位秘鲁专家,名叫米格尔·安赫尔·乌加德,他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远亲,也是文学语言专业的教授。当时刚好“文革”十年结束,我作为青年教师,对于拉美文学的情况已不甚清楚,正好向他请教最近几年拉美文学的新动向。

  他第一个就谈到了巴尔加斯·略萨,且刚好带了两部略萨的作品到中国来,其中一部就是《城市与狗》。我拿到这部书之后,读起来感觉结构很奇怪,书的情节是跳跃的,里面用到了很多电影的手法,如蒙太奇剪接等,让当时的我感觉很新鲜。乌加德老师为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安排这种结构、这种小说属于什么流派、这位作家的现实影响等。当时,略萨的影响主要是在西班牙。读完了这部书,我产生了要把这位作家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就仔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发现略萨出生在1936年,比我大3岁,我俩年龄差距不大。

  到1977年为止,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创作了四部重要作品:《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和《胡莉娅姨妈与作家》,这些小说都很有影响力。在西班牙出版界的帮助下,他的名气又回到了拉丁美洲,所以这位作家很值得介绍。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论文《试论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道路》,随后该文被正式印发给与会学者。大会重点讨论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巴尔加斯·略萨,还有一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作家对于1979年中国西语文学翻译界都是很新鲜的。当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听了相关报告之后也觉得很需要将其译介到中国。适值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不久,也提到需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具体到文学研究、翻译、出版领域,则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世界文坛近况。最终,我们决定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杂志《外国文艺》,把马尔克斯和略萨介绍到中国来。

  通过杂志的介绍,社会反响很好。而当时还没有作品译介进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决定邀请我进行翻译。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我也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觉得这部书很有必要进行译介,就写了一个详细提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王央乐。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议定,《百年孤独》这个选题由上海来做,《城市与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自此,我就开始翻译《城市与狗》。

  访谈人:1981年11月,您翻译的《城市与狗》(译者署名赵绍天)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了,在中国作家群中得到非常好的反馈。

  赵德明:《城市与狗》出版之后,我们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举行了一个拉美文学介绍会,会议的重点就是介绍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包括王蒙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我们的介绍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就像莫言说的,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受新的语言、写法,真正动手的恰恰是王蒙。王蒙那时也是老作家了,他听说了意识流、内心独白等说法之后,便尝试进行了这方面的创作。这在当时是非常先锋的。

  1980年还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世界笔会。在会上,中国作家与各国作家相互交流,得到的消息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热点之一是拉美文学。回国后,这批作家接连撰文介绍这一情况,文章发表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国内重要报刊杂志上,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客观上,这次出访也推动了中国作家对拉美文学的关注。

  巴尔加斯·略萨在1979年当选为世界笔会主席,任期三年。而到了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给我们国内推广拉美文学增添了动力。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百年孤独》在阿根廷的出版时间是1965年,但是翻译介绍到中国已经到了80年代。所以1980、1981、1982年所有的事情赶巧到一起了:作家代表团回国介绍情况;我们翻译出版《城市与狗》《百年孤独》;我还编选了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刘习良、尹承东等十几位重要译者都参加了这个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影响。

  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拉美文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作家发现,拉美文学区别于欧美文学,更区别于东方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拉美文学真的是一朵奇葩。《我们看拉美文学》(论文集,赵德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为证。

  赵德明:20世纪90年代初,马尔克斯和略萨先后访问了中国。马尔克斯是单纯来中国旅游的。由于这是私人旅游,他谢绝了媒体采访,但是通过使馆希望能够见见自己作品的译者。于是我、尹承东、申宝楼在经贸大厦与马尔克斯进行了一次谈话。除了作品,他感兴趣的还有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略萨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同时也希望了解自己作品的译介情况。两个人都非常友好,对中国印象也不错。

  1996年,我在西班牙做学术交流,刚好赶上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举办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人在格拉纳达,距离不远。他们联系上我,希望我能够在大会上作一个演讲,于是我应邀去了穆尔西亚。

  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题是关于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大会参与者众多,坐满了大礼堂,略萨本人就坐在台下。按照西班牙学术会议的惯例,我单独在台上进行演讲,用西语梳理了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国内的翻译、介绍、影响,以及国内学界的看法。我当时对略萨1990年参加总统选举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的失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有一个杰出的作家可以继续写作,而他即使当上了秘鲁总统,也未必能够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时会场又是掌声又是笑声。他坐在台下面对着我,也笑了。

  因为住在同一个大饭店里,我俩相约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进行了一些叙谈。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译介。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伯尔尼版权公约,我们的译介工作也逐渐规范化。他慷慨地表示要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请他的版权代理将《水中鱼》的版权免费赠送给我。这是我们在北京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再后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又见了一面。

  1980年后,巴尔加斯·略萨又写出了《世界末日之战》等重要作品。我参与翻译了《世界末日之战》,后来又翻译了《水中鱼》《谎言中的真实》《情爱笔记》《公羊的节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等。他的文学评论水平,有些甚至可以说超越其小说创作水平。阅读这些评论,可以真切领略到他的思想变化、文艺见地以及他精致、铺排得体的语言。他后来对拉美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他专题研究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写出了专著《虚构之旅》,称他是一代拉美作家的老师,其文学影响可以和博尔赫斯相提并论,这是在国内都没有的提法。

  赵德明:我重点翻译的作品就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原著是出版社提供的,希望我来操刀翻译。这部书很厚,有800多页,应该是我一生中翻译篇幅最长的一部书。尽管体量大、阅读时间长,这部作品依然好看,故事性强、情节抓人。且作品背后对欧洲文化、拉美文化均有所涉及,对社会的黑暗面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性:黑社会横行、普通百姓遭欺压、战争的杀戮和平日的杀戮,如连环强奸杀人案,作家对此都有着细致的描写。

  这个时候的波拉尼奥对欧洲文化很悲观,所以其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哀愁。后来,我又翻译了波拉尼奥其他一些作品,如《地球最后的夜晚》《美洲纳粹文学》等。最近,我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足球魔法》。看足球、踢足球的都知道,足球场上充满了偶然性,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场景,颇有一些鬼使神差的味道。而这背后也有一些心理现象,也就是踢球者的心态。明星球员在球场上的大将风度、旁若无人的镇定心态,千军万马中带球过人源自何处,这个小说里给了交代。这个写作角度非常新鲜,甚至中国的足球评论也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写,因此我很喜欢这部作品。

  赵德明:我的任务是教学,翻译则更多的是兴趣。这40年的翻译生涯,我翻译的文学作品有八九十部,再加上其他类型的书籍超过百部。如果总结我的体会,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眼界要开阔。要明白这个地球上还有另外的世界,有另外若干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这个观念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说这话的时候就想起当年见到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不管你是智利的、阿根廷的、古巴的、西班牙的、巴西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说话、办事、风俗、习惯,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好几种生活方式。他们的所思所想反映在文学方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我们要老老实实先弄懂这些,而不是不懂就批评。还有交流,交流是带着问题的,你对人家能提出什么问题,人家对你提出什么问题,你怎么解答这些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真话假话,是敷衍的话、官话,还是骨子里的话?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互惠的、平等的,但也是各取所需的。

  第二是通过翻译方法而来的,就是需要注意细节。文学翻译中的符号、短句、主句、从句等,都告诉我这样一个思考方法:要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专注文字表面和其背后东西的关系。进入文学译介的专业领域,就需要察觉文学表达中的暧昧:有些可说可写,有些可说不可写,只能通过特殊的描述方式体现一下,这样译出来的文字就会比较复杂、文雅。文学告诉我们很多复杂性,要避免片面、避免偏激、避免简单化。复杂的东西味道浓郁,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第三就是一定要读书。读文学的书,读翻译文学的书,包括写文学的书,要把历史、哲学和文学这三者贯穿起来。比如像《红楼梦》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是一种悲观的观念。这种观念统领了全书,就是说贵族世家辉煌繁荣的背后,埋伏了危机,而这个危机和刚才说的白茫茫一片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考虑这种悲观哲学观念的话,对深入理解《红楼梦》就有好处。而历史和文学关系就更密切了,有的历史事实经过了演化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关系,《三国志》是写历史事实的、记录性的,但是《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的拓展了,是虚拟的、带有主观构思的,这就是文学了。这种作品,就是结合文学中的拓展和夸张,对于历史事实进行重新建构,形成全新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和文学创作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就是要认识到虚构作品与作家想象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我翻译了这么多书之后的重要感悟。文学中当然有写实,但是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会显得苍白。毛主席曾言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要是没有想象力,这些意象就不能够串起来,也就失掉了诗词的意境。理解到作家、诗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将这种汪洋恣肆的想象用母语表达出来,是对一位文学翻译者一生的挑战。

  (本文系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分别为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研究员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研究分会秘书长)